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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秋之后，李世民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，他让户部成立了一个叫“商税清核司”的新部门。名字很低调，编制也很小，只有六个郎中，三间办公室。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司是干什么的。李世民亲自批的编制，不经过吏部常规审批。长孙无忌在朝堂上没有反对，因为商税清核司从名义上不查任何人，只核数字。
第二件，他下了一道手令：四门监的货物进出记录自即日起一式两份。一份留门下省存档，一份送户部商税清核司备核。这道手令看起来也是不温不火的行政调整。但在长安城的暗渠里，这道手令意味着四门监不能再自己报多少就是多少了。有了第二份记录送到户部，两个数字一对，差额就藏不住。
杜荷在公主府的书房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喝一碗绿豆汤。他把碗放下来，看着来送信的郑仁泰。
“商税清核司的六个郎中是哪儿调的？”
“两个是户部的老人。三个是新科的进士。还有一个人，”郑仁泰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遍，“你不认识。是李世民亲自从洛阳调上来的。叫杜正伦。”
“姓杜？”
“跟你没关系。他是洹水杜氏，跟你们京兆杜氏隔了十万八千里。但他的履历上有一条很特殊，他在洛阳做了八年县丞，专门替洛阳县衙追讨被截留的商税。八年追回来八十万贯。这个人不跟你讲人情，只跟你讲账。”
杜荷把最后一勺绿豆汤喝完，把碗放在桌上。
“陛下是要把商税清核司当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来用。不是挂在户部下面走流程，是直接对他负责。”
“对。而且这个司的日常运作不经过太府寺。它的数据渠道是直接从四门监往度支司走。跳过了太府寺核验那一道。”
杜荷站起来走到窗边。透过窗棂看着院子里已经开始变黄的槐树叶。他在心里算着李世民这一步棋的走向。商税清核司一旦开始运转，第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就是太府寺。因为太府寺的核验环节是商税被截留的第二道闸，四门监截第一道，太府寺截第二道。如果数据直接从四门监往度支司走，太府寺就少了一个截流的口子。
“崔元综那边有没有动静？”
“没有。崔家的人安静得很。崔敦礼上周称病，没有上朝。说是旧疾复发。”郑仁泰把眼镜戴好，“不是真病。是在观望。五姓七望在等商税清核司的第一份核查报告出来，看它会砍在谁身上。如果砍的不是门阀，他们就继续观望。如果砍的是门阀，他们就会动。”
杜荷转过身。
“你觉得第一刀会砍在哪儿？”
“四门监。因为四门监是渠的源头。也是最容易查的一环。陛下手里已经有了四门进出货物的备核数据，跟四门监自己报的数据一对，差额就在纸上。”
八月末，商税清核司的第一份核查报告送到了李世民的案头。报告内容没有公开，但长安城里消息灵通的人都在传：四门监过去十二个月的商税漏报额为四万七千贯。涉及门监十二名，录事六名，低阶属吏若干。李世民没有大开杀戒。他让大理寺把案子接了过去，只查了门监一级，没有往上追。
“为什么不往上追？”狄仁杰在县学的讲堂里问杜荷。
“因为他不想在朝堂上同时跟长孙无忌和五姓七望开战。他要把战线拉长。先敲掉最底层的，让上面的人紧张。紧张的人会犯错。犯错的人就好查了。”
“这是你爹教的？”
“不是。这是他自己在皇位上坐了十七年悟出来的。”
九月，长安城的秋意已经很深了。县学院子里的槐树落了一地的黄叶。狄仁杰每天早上来扫地，扫完地坐在讲堂第一排一个人读书。薛仁贵在门口蹲了一个月，已经跟县学门口卖胡饼的老头混熟了。老头每天送他一个胡饼，不收钱。薛仁贵把胡饼掰成两半，一半自己吃，一半留给狄仁杰。
杜荷每周来县学三天。剩下的时间在公主府的书房里写东西。不是军报，不是奏折，是一本小册子。册子的封面上只有两个字：商论。这是他给自己写的。把他这几个月来在长安商税系统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全部总结下来。商税的闸门在哪里，每一道闸的数据怎么算，商业流通和国库之间的关系怎么量化。这些经验如果只留在他一个人的脑子里，他死了就没了。他要把它们写下来。
城阳有时候会坐在书房另一边看书。她最近在看一本旧书。是长孙皇后留下来的。书的内容无关朝政，是一本关于怎么制香的手册。她翻书的时候很安静，翻页的声音轻得像是风在翻柳叶。杜荷有时候抬头看她，发现她也在看他。
“你看什么？”他问。
“看你写字。你的字比以前好看了。”
“以前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你刚住进公主府的时候。你写字的样子像是第一次握笔。”
杜荷差点脱口而出。他确实在那个身体里是第一次握毛笔。但他没说。他把笔放下，转过身看着城阳。
“公主，你后悔嫁给我吗？”
城阳把香册合上，看了他一眼。
“不后悔。但也不是不后悔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不后悔是因为你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。不是不后悔是因为，”她停了一下，“你做的事随时可能让你死。”
杜荷没有接这句话。他把写好的商论草稿折好放在书架上，跟杜如晦的笔记放在一起。两本笔记，一本是父亲的，一本是儿子的。一样的隶书，一样的密密麻麻，一样的只讲逻辑不讲文采。
“你放心吧。我不会死。”杜荷说。
“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”
“因为有人在等我活着回去。”
城阳没有问是谁在等他。她只是把香册重新翻开了。但杜荷看见她的手指在书页的边角上停了一下。只有一下。然后继续翻。
九月中旬，杜荷收到了李承乾的信。这是李承乾被流放黔州之后写给他的第一封信。信很短，字迹歪歪扭扭的。信上说他在黔州的日子过得不算差，当地的人知道他是废太子也不为难他。他在信里夹了一片南方的树叶。不知道是什么树，叶子已经干透了，但脉络还很清晰。
信的最后一行只有四个字：活着就好。
杜荷把信折好放进杜如晦的笔记里。夹在那一页“贞观十六年腊月，赵国公问臣，太子可保否，臣未答”的旁边。然后他拿起笔给李承乾回了一封信。信上只有一行字：臣在长安做的事，以后殿下会知道。
他把这封信交给郑方，让郑方用大理寺的信使渠道往黔州送。大理寺的信使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没有人会截查大理寺发往流放地的囚犯信件。
九月末，长安城出了一件事。不是朝堂上的事，是民间的事。西市有一家叫“荣盛”的布庄忽然关门了。门板上贴了一张告示，说东家外出进货不在。但西市的人都在传，荣盛的东家不是去进货了，是跑了。因为他欠了整整一年的商税没有交，而商税清核司的第一批核查名单上就有荣盛的名字。
杜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县学讲课。他让狄仁杰去西市看了一眼。狄仁杰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陆元规写的几个字：荣盛东家姓李，是李义琰的远房表兄。
杜荷把纸条烧了。然后他让人给李义琰带了一句话：来公主府一趟。
李义琰来了。他是嫁妆单上第六个人。杜荷一直没正式找他谈过。因为他太单纯了，单纯到杜荷不敢让他卷进来。但荣盛的事情证明了一件事：李义琰自己也已经被卷进来了。
李义琰站在书房里，手在抖。
“杜公子，荣盛的事我不清楚。我跟那个表兄已经很多年没走动了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荣盛不是自己要逃税的。是有人在它后面让它逃的。”
“谁？”
“太府寺的一个主事。姓裴。他每季从荣盛拿一次钱。拿钱的交换条件是荣盛每次报税的时候，裴主事在核验环节帮他把数字做小。这一次荣盛被商税清核司查到了，裴主事就不管他了。”
杜荷站到窗边想了很长时间。然后转过身。
“李义琰，你明天去商税清核司找杜正伦。告诉他你手上有荣盛跟太府寺裴主事之间的交易记录。让他自己来查。”
“我没有交易记录。”
“那就说你有。你不需要真的有。你只需要让杜正伦来查。他查了，就能查出真东西。”
李义琰愣了一下，然后明白了。
“我是在做饵。”
“对。你是在做你爹做不到的事。你是孤儿，在宫里长大的。没有人把你当回事。但你比所有人都有一样他们没有的东西，你的手从来没有脏过。一个手上不脏的人说的话，查案的人会信。”
李义琰站在那里，手不再抖了。他朝杜荷行了个礼，转身走了。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杜荷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，忽然觉得嫁妆单上这六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河。河的大小深浅不一样，但每一条河都连着同一片海。他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把六条河汇到了一起。现在，海要开始涨潮了。
九月三十，商税清核司正式对太府寺的核验环节启动了核查。杜正伦带着两个郎中进了太府寺的门，要求调阅过去三年的入库核验记录。太府寺的官员们没有拦，因为谁拦谁就是心虚。但他们也没有配合，只是把记录一摞一摞地堆在杜正伦面前，让他自己翻。
杜正伦翻了三天。第四天早上，他从太府寺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本册子。册子上记着过去三年里一共出现过十七次核验数据被篡改的记录。每一次篡改对应一家商户。十六家商户都是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商铺。其中一家叫荣盛。
当天晚上，杜荷在书房里接到了陆元规从西市送来的消息：裴主事今天下午被大理寺的人从太府寺带走了。他办公桌上的账册被人收走了，柜子里的私账也被人翻了出来。
“第一刀。”杜荷把纸条折好放在杜如晦的笔记里。从四门监到太府寺。李世民砍了两道闸。还剩最后一道。度支司。而度支司是长孙无忌最后也最坚固的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