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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58章王建建前蜀(第1/2页)
广明元年（公元881年），唐末天下大乱，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，攻破大唐京师长安，百年帝都沦陷、宗庙震动，盛唐最后的体面彻底崩塌。仓皇之间，唐僖宗无力抵御兵锋，只得放弃京城、弃守宗庙，率领残余朝臣、禁军亲信仓皇南奔，一路翻越巴山蜀水，远遁成都避难，依托蜀地天险苟延残喘，大唐中央朝廷自此名存实亡、威严扫地。
长安陷落、中原鼎沸，天下藩镇各自拥兵自重、割据观望，大唐对地方的掌控力彻底瓦解。彼时驻守河南的忠武军作为中原老牌精锐官军，承担着镇压黄巢、拱卫唐室的重任，乱世之中顺势拆分建制，分为八支兵马，各自成军、分领部众，协同围剿黄巢起义军。彼时的王建，便是忠武军麾下一名资历尚浅、勇武过人的都将，手握一支独立部曲，在乱世洪流中崭露头角。
八支忠武军各部之中，势力最为雄厚、兵马最盛者，当属都将鹿晏弘。此人久经沙场、野心极大，眼见唐廷崩塌、天子流亡、天下无主，早已不甘屈居唐室臣下、受制衰朽朝廷，暗中生出割据自立、趁乱取势的异心，无意真心勤王平乱、匡扶大唐社稷。
鹿晏弘心怀异志、图谋割据的心思，被王建等一众正直忠唐的都将尽数看穿。众人深知追随鹿晏弘，终将沦为逆党、附从叛逆，不仅无法匡扶王室，反而会深陷乱世乱局、身败名裂。权衡大势、审度利弊之后，王建决意脱离鹿晏弘麾下，不愿与其同流合污、共作乱臣。为求忠义立身、博取朝廷正统名分、谋求自身前程，王建联合一众志同道合的将领，毅然率部脱离河南乱局，千里奔赴蜀中，前往成都投奔流亡在此的唐僖宗，主动护驾勤王、追随天子。
流亡成都的唐僖宗，身处绝境、孤立无援，天下藩镇大多坐视观望、拥兵自重，少有兵马千里勤王、主动护驾。王建等忠武军将士远道而来、效忠王室，让颠沛流离、惶惶不可终日的唐僖宗心中大为宽慰、倍感欣慰，对这支远道勤王的队伍极为信赖倚重。
机敏通透、深谙乱世生存之道的王建，精准抓住了此次近身护驾、亲近天子的绝佳契机，倾尽心力侍奉帝王、笼络圣心。彼时从河南入蜀的汉中山道，群山连绵、栈道艰险、荒无人烟，路途崎岖难行，昼夜行军极为困顿。某次夜半行军，大军驻扎于荒郊山野之间，四下荒凉萧瑟、无殿宇屋舍可栖、无床榻被褥可用。为让奔波终日、身心俱疲的唐僖宗得以安睡休憩，王建甘愿俯身跪地，以自己的大腿为枕，让唐僖宗枕膝安眠，彻夜纹丝不动、静静守护帝王安寝，全程不敢有半分懈怠。
乱世流离之中，君臣离心、将士叛主乃是常态，王建这般赤诚恭谨、舍身护主的举动，深深触动了颠沛落魄的唐僖宗。一夜枕膝之恩，让唐僖宗对王建心生莫大感激与深厚信任，自此对其恩宠有加、格外厚待，甚至将自己日常贴身穿着的御用御衣赏赐给王建，以示恩宠信赖、破格嘉奖。
此番护驾之功、枕膝之德，成为王建一生政治崛起的真正起点。他借此彻底博取帝王信任、站稳朝堂根基，从一名普通地方武将，一跃成为天子近臣、心腹亲信，手握正统政治资本，为日后割据一方、建国称帝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。
凭借护驾之功与帝王恩宠，王建迅速获得朝廷重用，不久便被正式册封为利州刺史，镇守利州（今四川广元一带）。利州地处川北咽喉、群山锁钥，是蜀中无可替代的顶级战略重镇，北出可直逼汉中、窥视关中，南下可长驱直入、攻取成都，扼守川蜀北门、掌控川陕要道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
坐拥利州重镇、手握精锐重兵的王建，就此牢牢掌控川北门户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，在蜀地站稳脚跟、积蓄实力，拥有了介入蜀中纷争、割据两川的资本，为日后称霸巴蜀、建立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军事与地缘基础。
光启三年（公元887年），历经数年蛰伏蓄力、观察时局，审时度势的王建已然看清天下大势：唐室彻底衰微、再无中兴可能，藩镇割据已成定局，中原战乱不休、蜀地自成一体。他心中已然定下入蜀争天下、割据两川、自成霸业的终极战略。
彼时的巴蜀大地四分五裂、战火不休，西川、东川两大割据势力相互攻伐、内斗不止，蜀地军政混乱、民心涣散、守备空虚，恰好给了外部势力趁虚而入、逐鹿巴蜀的绝佳机会。
王建手握朝廷任命、身负勤王之名，坐拥正统大义，于是巧妙借力朝廷权威，打着代天子讨不庭、平定蜀乱、匡扶地方的正统旗号，开启了蚕食吞并蜀地的霸业布局。他深谙权谋、步步为营、不急不躁，首先主动交好东川割据势力，频频馈赠钱粮物资、示好结好，稳住东线局势、换取通行便利，借道东川，集中兵力专攻内乱不止、守备薄弱的西川，稳步扩张地盘、积蓄实力。
待王建顺势拿下西川核心区域、掌控蜀中大半地盘之后，岌岌可危的唐朝廷终于察觉到王建势力急剧膨胀、尾大不掉的隐患，忌惮其坐拥巴蜀天险、手握重兵、割据一方，恐成日后大患。为制衡王建、收回蜀地控制权，朝廷正式派遣朝中重臣韦昭度入蜀，出任西川节度使，意图接管蜀中军政、收回地方大权、压制王建势力。
野心已定、绝不甘心为人作嫁的王建，自然不愿将到手的基业拱手让人。他表面恭敬顺从、遵从朝廷号令，对韦昭度礼敬有加，暗地里步步设局、暗中夺权。为震慑朝廷官员、逼走韦昭度，王建暗中罗织罪名，诛杀韦昭度麾下多名亲信幕僚、心腹将佐，以无声的血腥手段施压示威。
韦昭度一介文臣、远来入蜀，无兵权、无根基，目睹王建杀伐果断、野心毕露、手段狠厉，瞬间心生惊惧、惶恐不安，深知自己形同傀儡、无力制衡骄兵悍将，继续留蜀必有性命之忧，最终心生怯意、不敢久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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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于压力、无可奈何之下，韦昭度只得默认既定事实，将西川数万大军的兵权尽数移交王建，仓皇请辞、班师回朝。临行之际，王建更是极尽演技、伪装忠义，在韦昭度马前伏地长跪、痛哭流涕，一副依依不舍、感念恩义、不忍别离的赤诚模样，佯装忠于朝廷、敬重上官，骗过所有人耳目。
可待韦昭度前脚离开蜀地、远离巴蜀之后，王建即刻撕下伪装、显露枭雄本色，第一时间派兵封锁蜀地各处关隘要道，彻底切断两川与中原朝廷的军政、交通、讯息联系，隔绝中原管控，彻底关上蜀地大门，开启了闭关自守、割据自立的格局。
大顺二年（891年），时机彻底成熟，王建集结麾下全部精锐兵马，对西川治所成都发动总攻，一鼓作气攻破成都坚城，彻底平定西川全境。此后数年，他持续对外用兵、开疆拓土，接连攻灭东川割据势力、攻取汉中之地，陆续吞并秦州、凤州、阶州、成州等巴蜀周边州县，疆域急剧扩张，控地数千里、带甲数十万，坐拥沃野千里、山河天险，成为与中原朱温、河东李克用、淮南杨行密并列的晚唐四大顶级割据枭雄，雄霸西南、威震天下。
天复三年（903年），历经数次宫变、战乱胁迫、早已形同傀儡、毫无实权的唐昭宗，无力制衡藩镇、只得顺势承认既定事实，正式下诏册封王建为蜀王。此番册封，让王建的巴蜀统治获得了大唐朝廷的官方正统背书，名正言顺、法理完备，彻底合法化其割据两川的霸业。
然而坐拥蜀地、权势滔天的王建，却始终迟迟不肯称帝、无意进取中原。究其根本，并非无争霸天下之心，而是其心思缜密、极重名节正统，不愿落得弑君篡位、乱臣贼子的千古骂名。他始终隐忍蛰伏、静待天时，执意等待一个天下公认、无可指摘的完美契机，让自己的改朝换代、建国称帝具备绝对正统性，名正言顺、顺应天命。
天祐四年（907年），王建等待多年的终极契机终于降临。中原朱温弑杀唐昭宗、屠戮唐室忠臣、废唐建梁，公然篡唐自立、建立后梁，终结三百年大唐国祚，其篡逆恶行天下皆知、人神共愤。
朱温篡位之举，彻底打破了天下礼法正统，也彻底解开了王建称帝的最后一道枷锁。王建当即抓住这一天时，第一时间接见朝廷前来传报国丧的发哀使司马卿，当众慷慨立誓、声言必为先帝复仇、讨伐逆贼朱温、匡复唐室。
随后，王建传檄天下、遍告诸藩，号召天下诸侯联兵合势、共讨朱温、兴复大唐。可彼时天下藩镇皆各怀鬼胎、心知大势已去，大唐早已覆灭、乱世割据已成定局，人人皆知王建所谓讨逆复唐，不过是借大义之名、行割据自立、吞并地盘之实，无人真心响应、无人出兵附和，此番讨逆檄文最终沦为一纸空文。
见天下无人响应、唐室彻底无存，王建终于放下最后顾虑，决意自立称帝、开创基业。为分摊舆论压力、形成南北共治格局，王建率先遣使联络河东晋王李克用，提出两国结盟、共分天下、各帝一方、东西并立的构想，相约共灭后梁、二分山河。但一生忠于唐室、坚守气节的李克用断然拒绝，不愿同流合污、割据称帝，联盟之议就此作罢。
同年九月，万事俱备的王建召集麾下所有文武将佐、亲信重臣，公开朝会商议称帝立国之事。会上王建故作迟疑、假意推辞，佯装依旧心系大唐、不愿篡位自立、心存忠义。文武群臣早已洞悉主上心意，纷纷心照不宣地上书劝谏、顺势劝进，众口一词称颂王建忠心昭昭、天下共知，然唐祚已终、天命已改，若主公不顺应天时、登基立国，必将错失良机、日后祸及身灭、基业倾覆。
在群臣反复劝进、再三恳请之下，王建方才“勉强”顺应民意、承接天命。为彰显自己忠于大唐、不得已而自立的忠义名节，王建下令全军、百官、蜀中百姓共同举哀，连续痛哭三日，尽数悼念覆灭的大唐王朝，以此洗脱篡逆嫌疑、收拢民心、稳固舆论。
三日哀悼礼毕，王建正式在成都登基称帝，定国号为大蜀（史称前蜀），改元建制、封赏百官、分封诸子、确立国统，正式开启王氏割据巴蜀的统治时代。
自王建开国称帝，至末代帝王国亡，王氏父子共计统治两川三十五年。
前蜀立国初年，出身乱世、深知民间疾苦的王建，堪称一代明君英主。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、勤政爱民、革除弊政、安抚百姓，大力开拓疆土、稳固边防，大兴水利、劝课农桑、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，全力恢复巴蜀经济民生。
依托成都平原千里沃野、水土丰饶、物产富足的先天优势，加之蜀中多年无大规模战乱、社会安定、政令宽和，前蜀的农业、经济、商贸、文化、军事飞速发展，国力日渐强盛，在五代乱世之中独树一帜，成为割据西南、富庶强盛的一方强国，百姓得以在乱世之中安居乐土、免遭兵戈之苦。
奈何盛世难继、明君难再。王建驾崩之后，其次子王衍继位，成为前蜀末代帝王。王衍自幼长于深宫、不知民间疾苦、不通治国之道，登基之后骄奢淫逸、纵情享乐、奢靡无度、荒废朝政，且为人残暴昏庸、亲小人、远贤臣、滥施刑罚、苛待百姓，将王建积攒的盛世基业肆意挥霍、败坏殆尽，致使朝堂腐败、民心离散、军备废弛、国力骤衰。
中原后唐趁前蜀朝政崩坏、内外废弛、国势衰微之机，大举兴兵伐蜀。军备松弛、军心涣散、君臣昏聩的前蜀军一触即溃、节节败退，天险尽失、全线崩盘。后唐大军长驱直入、兵临成都，最终成都沦陷、国破家亡，享国三十五年的前蜀政权彻底覆灭，巴蜀大地再度易主、归入中原版图。